（視頻剪輯：劉廈）
新華網：各位網友好！歡迎參加新華網在線訪談。今天，我們邀請到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（新聞辦）主任、新聞發(fā)言人王松苗，為各位網友解讀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。
王松苗：主持人好，各位網友大家好。今年的全國兩會因戰(zhàn)疫比往年遲來了些，但我們一直同舟共濟、堅定前行。惟其艱難方顯勇毅，惟其篤行方顯珍貴。在這樣特殊的年份，很高興再次來到新華網，和大家一起回望檢察來路，接受網友評判。借此機會，衷心感謝各位網友長期以來對檢察工作的關心支持！
新華網：王主任，聽了張軍檢察長作的工作報告，總的感覺是，有突破，信息量大，從很多理念性引領中，能感受到國家法治建設在進步、社會法治意識在養(yǎng)成。這讓我們對報告的起草過程非常感興趣。
王松苗：感謝您的關注與鼓勵。我簡要介紹一下報告的起草過程。今年報告起草工作歷時較長，“文火慢燉”，歷時半年，反復修改，力求精品。突如其來的疫情給報告的調整修改、征求意見等提出新的要求，但也為反復打磨留下了空間。起草過程中，張軍檢察長作為起草組的總負責人，多次召集我們研究寫作思路、框架結構、總體風格等，特別是親自打磨，指導我們充實了大量信息，力求最全面、最客觀、最有縱深感地展示檢察工作。為寫好報告，我們同時征求了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、省區(qū)市四大家主要負責同志等各方面共290人的意見。很多領導同志在抗疫期間專門抽出時間審閱我們的報告，提出了很多很有建設性的思路、觀點和具體修改意見，幫助我們進一步修改完善好報告。這讓我們特別受益！
報告的“本”在檢察工作，在我們努力踐行的政治自覺、法治自覺、檢察自覺之中。這就是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，自覺落實黨章黨規(guī)的規(guī)定，自覺履行憲法法律規(guī)定的檢察職責，“不用揚鞭自奮蹄”。在起草過程中我們主要把握五個關鍵：一是“一條主線”貫穿始終。整個報告始終都沿著“守初心、擔使命”這條鮮明主線來展開，每一項內容都重在體現(xiàn)檢察機關對初心、使命的領悟和踐行。二是“四大檢察”全景展現(xiàn)。去年“四大檢察”第一次寫進全國人大決議。今年的報告專門對此進行回應，首次對刑事、民事、行政、公益訴訟檢察整體展現(xiàn)。三是“理念觀念”深度融入。報告不僅匯報檢察機關做了什么，還匯報為什么要這么做，把檢察機關司法理念、觀念講清楚，推動、引領社會法治意識的養(yǎng)成。四是“案例數(shù)據(jù)”力求典型。報告注重用大量的數(shù)據(jù)及同比說話，用小中見大的典型案例講好故事、以案釋法，努力使報告成為可查的數(shù)據(jù)庫、可讀的故事會。五是從文本上把握好變與不變的辯證法。今年報告，是近年來篇幅最短的，但要承載的內容很多，因此框架結構有變，專門把檢察戰(zhàn)疫情況單列為一大部分。采用數(shù)據(jù)有變，不僅首次使用辦案全口徑的數(shù)據(jù)，而且有的對比橫跨5年時空，特別是首次分析20年來刑事案件變化情況，努力解構“兩大奇跡”背后的法治密碼。同時，為了引導地方提高辦案質效，還首次采用了“案—件比”的概念。有變，自然就有不變。主體內容不變，2019年工作涵蓋的內容與以往大體相同?？傮w基調不變，2020年工作安排繼續(xù)延用2019年提出的“穩(wěn)進、落實、提升”工作主題。行文風格不變，一如既往簡潔、求實。
新華網：在新冠肺炎疫情斗爭中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“依法防控”。請問檢察機關落實總書記重要指示，主要做了哪些工作？與2003年非典相比，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犯罪有什么新特點？
王松苗：疫情發(fā)生以來，檢察人員把與全國人民一道同心戰(zhàn)疫作為第一要務。最高檢從一開始就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“越是到最吃勁的時候，越是要重視依法防控”的重要指示精神作為檢察履職的根本遵循，嚴格依法辦理涉疫案件，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各項戰(zhàn)疫工作。繼第一時間向全系統(tǒng)發(fā)出關于做好檢察機關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后，最高檢成立涉疫情防控檢察業(yè)務領導小組，加強對涉疫檢察業(yè)務的統(tǒng)籌、協(xié)調，強化對下指導、對外發(fā)聲。除了報告提到的會同有關部門先后發(fā)布4個指導性意見外，最高檢還出臺了一系列涉疫檢察政策，做了大量的工作。比如，適應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要求，我們準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，既堅持依法從嚴打擊，及時有效震懾犯罪、維護防控秩序，又堅決避免“一刀切”機械司法和刑事打擊“擴大化”，以免留下后遺癥。2020年2月至4月，檢察機關共批捕涉疫刑事犯罪3751人，起訴2521人；對情節(jié)輕微的涉疫犯罪落實從寬政策，不批捕576人，不起訴117人。再比如，我們及時制發(fā)10批55個典型案例，通過公布檢察機關辦案過程和處理結果，指導各地檢察機關依法把握罪與非罪、此罪與彼罪的界限，引導全社會依法防疫。發(fā)布這些案例體現(xiàn)了“三個首次”。首次將在辦的案件對外發(fā)布，沒有等到判決生效蓋棺論定，主要是為了滿足實踐急需；首次會同公安部發(fā)布哄抬物價、境外疫情輸入兩批案例，以統(tǒng)一執(zhí)法尺度，及時指導辦案；首次采用一周一批的頻次對外發(fā)布，以震懾違法犯罪，強化法治權威，維護防疫秩序。又比如，疫情發(fā)生以來民營企業(yè)特別是小微企業(yè)經營困難，我們釋放最大的司法善意。堅持依法從嚴從快追訴妨害復工復產、損害企業(yè)合法權益的犯罪，最大程度幫助企業(yè)追贓挽損，同時落實好“慎捕慎訴”的檢察政策，以更大力度支持民營企業(yè)渡過難關，防止“案子辦了，企業(yè)垮了”。
您提到的這次疫情中的犯罪和非典疫情中的犯罪相比有什么新特點，這也始終是我們研究思考的課題。從司法辦案看，可以初步概括為四個不同：第一，案件總數(shù)大幅上升。非典期間，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涉疫情犯罪僅353人；而今年2到4月，提起公訴的涉疫情犯罪為2521人，是非典時期的7倍之多。第二，案件主要類型差別較大。非典期間，排名前三的制售偽劣藥品，哄抬物價，編造、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等犯罪，這次疫期僅占3%左右；此次疫期起訴人數(shù)排名前三的罪名是詐騙罪、妨害公務罪和尋釁滋事罪。第三，犯罪手段更趨網絡化、信息化。正是借助網絡傳播的便捷性和隱蔽性，本次疫情以來詐騙等類別犯罪發(fā)案量大幅增長，犯罪行為的傳播速度遠遠快于非典時期，傳播范圍遠遠大于非典時期，社會危害性也更嚴重。同時也給司法機關依法查辦這類犯罪、調取固定證據(jù)提出了新的挑戰(zhàn)。第四，更注重理性司法。非典期間，有不少案件定性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（刑法114條），這次適用這個罪名的極少，絕大多數(shù)造成病毒傳播的，確定為妨害傳染病防治罪（刑法330條）。司法辦案就是要立足于不同于平時、不同于過往的經濟社會背景和犯罪形態(tài)，及時調整、準確把握政策導向，找準工作著力點，努力實現(xiàn)政治效果、社會效果、法律效果的有機統(tǒng)一。
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主任、新聞發(fā)言人王松苗解讀最高檢工作報告。陳杰攝
新華網：您剛才提到，今年的報告用了很多數(shù)據(jù)，特別是第一次全口徑披露了全國檢察機關辦案總數(shù)，這主要出于什么考慮？
王松苗：數(shù)據(jù)是觀察工作的窗口。這兩年，我們使用的數(shù)據(jù)逐步增多。今年的數(shù)據(jù)與往年相比也有很大不同，更加突出數(shù)據(jù)的說服力，強化對比的縱深感。就像您剛才講到的，我們第一次全口徑披露了全國檢察機關辦案總數(shù)，包括審查逮捕、審查起訴數(shù)，刑事、民事、行政申訴案件數(shù)，公益訴訟案件數(shù)，對訴訟活動中的違法情形提出監(jiān)督數(shù)。其中，刑事、民事、行政申訴數(shù)是首次出現(xiàn)，以往我們主要披露的是申訴案件中提出抗訴和檢察建議的數(shù)字。審查逮捕、審查起訴數(shù)也是頭回使用，與批準逮捕數(shù)和提起公訴數(shù)比，這里多了檢察機關審查后決定不批捕和不起訴數(shù)。
我看到有網友說，這些數(shù)字背后體現(xiàn)的是檢察責任與情懷。我們很感動，也努力這樣去做。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。一是對歷史負責。司法辦案數(shù)字是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一個縮影，我們的報告不僅是檢察工作的呈現(xiàn)，還要努力成為整個國家治理、社會治理狀態(tài)的鏡像，對法治歷史負責，為社會治理服務，替國家未來著想。二是對人民負責。我們是向人民匯報工作，就要對人民負責。公開更多的數(shù)據(jù)就是要接受人民監(jiān)督與評判，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。三是為法治擔當。檢察機關是法律監(jiān)督機關，前連偵查、后接審判，參與整個訴訟活動。我們希望以這些數(shù)據(jù)反映檢察機關司法辦案情況的同時，也展示整個司法檢察成果、法治建設樣態(tài)。
新華網：網絡不是藏身之地，網絡犯罪必須依法受到追究。能否請您介紹一下檢察機關打擊網絡犯罪的情況？
王松苗：懲治和防范網絡犯罪，維護網絡安全，推進網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(xiàn)代化，是檢察機關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和法治責任。近年來，檢察機關對網絡犯罪始終保持高壓態(tài)勢，辦理的網絡犯罪案件數(shù)量逐年大幅上升。以2019年為例，檢察機關起訴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以及利用網絡賭博、泄露個人信息等犯罪71765人，同比上升33.3%。通過網絡平臺動動手指拋個誘餌，精心設局，步步為營，網絡詐騙幾乎無孔不入。這在沒有智能手機、沒有網絡支付的非典時期是不可想象的。因此，戰(zhàn)疫時期，檢察機關注重依法嚴懲涉疫情網絡犯罪。在檢察機關辦理的所有涉疫案件中，詐騙犯罪數(shù)量最多、占比最高。
網絡犯罪高發(fā)，并不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出了問題，而是因為網絡信息技術的快速發(fā)展更加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，且網絡犯罪成本更低、隱蔽性強、更加容易得手，同時也反映出加強網絡治理、提高依法管網治網水平仍需狠下功夫。為進一步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依法治網、建設網絡強國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實落細落具體，今年4月，最高檢專門成立懲治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研究指導組，統(tǒng)籌協(xié)調做好深化打擊網絡犯罪各項工作。同時，最高檢還發(fā)布第十八批指導性案例，既加強對各級檢察機關辦理網絡犯罪案件的指導，也警示那些夢想“躺贏”掙錢的犯罪分子：清朗網絡豈容陰霾茍存！
新華網：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，最高檢提出“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、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(shù)”。照我們理解，不放過、不湊數(shù)都是最基本的要求，最高檢為什么還專門強調這個政策要求呢？
王松苗：您說得很對，“不放過、不湊數(shù)”是對每一起案件最基本的要求。但“淺河要當深河渡”，這次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，最高檢之所以專門加以強調，主要出于兩方面考慮：一是時代要求。這次專項斗爭是在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開展的，必須嚴格在法治軌道上推進，讓辦理的每一起案件都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。二是百姓呼聲。老百姓對有黑不掃、有惡不除很不滿意，對下指標辦案、搞“一陣風”同樣反感。因此，檢察機關從一開始就提出，要始終牢記“依法”二字，做到實事求是、嚴格依法、確保質量，能認定的決不放過，不能認定的決不拔高，決不允許為片面追求打擊數(shù)量而下指標辦案，決不能前面掃黑，后面再糾偏、解決申訴。2019年偵查機關以涉黑涉惡移送審查起訴，檢察機關依法不認定9007件；未以涉黑涉惡移送的，依法認定2148件。
為做到這一點，檢察機關充分發(fā)揮上下級領導關系這一體制優(yōu)勢，要求省級檢察院對涉黑和重大涉惡案件統(tǒng)一把關、市級檢察院對涉惡案件統(tǒng)一把關。最高檢還發(fā)布了5起“不放過、不湊數(shù)”典型案例。另外，在“打財斷血”中，對扣押、凍結、處置涉案財產的，最高檢也要求嚴格區(qū)分黑惡財產與合法財產、股東個人財產與企業(yè)法人財產，加大監(jiān)督辦案力度。今年是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收官之年，目前最高檢已經與公安部溝通達成共識，所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，檢察機關一律提前介入。大量涉黑涉惡案件進入起訴階段，我們既注重提高辦案效率，加快辦案進度，更堅決落實兩個“統(tǒng)一把關”、確保辦案質量，把“不放過、不湊數(shù)”落實到每一起案件、每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中。
新華網：無論在今天的報告中，還是疫情以來或其他場合，最高檢都多次強調對涉案民營企業(yè)負責人“慎捕慎訴”，能否再給我們深入闡述一下？
王松苗：沒錯，這是最高檢反復強調的觀點。平等保護民營經濟，事關經濟發(fā)展、就業(yè)和社會穩(wěn)定。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(yè)座談會上，突出強調“兩個毫不動搖”、“三個沒有變”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，營造各種所有制主體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市場環(huán)境。怎樣在司法實踐中同等對待、平等保護民營企業(yè)？我們認為，就是要給予更多的司法關護來促進真正的平等，按照檢察機關提出的11條措施，把中央的精神和社會各界對民營企業(yè)的扶助全面落實到位。與某些國有企業(yè)負責人一旦涉案出問題，可能很快就有接任人選不同，家族式民營企業(yè)負責人被抓、被判，十有八九企業(yè)容易垮掉。因此，我們鮮明提出“慎捕慎訴”。當然，保護不是放縱，關護不能盲目。民營企業(yè)不是法外之地，不是所有案件都要從寬。對那些必須捕、必須訴，特別是涉黑涉惡、罪行嚴重的，我們堅決嚴厲打擊，決不搞“一風吹”。促進民營企業(yè)守法合規(guī)經營，本身就是支持和保護。
為把平等保護民營企業(yè)落到實處，去年最高檢還專門部署開展了兩個專項：一個是涉民營企業(yè)案件羈押必要性審查專項活動。共對依法可不繼續(xù)羈押的1971名民營企業(yè)負責人，建議辦案機關取保候審。另一個是涉民營企業(yè)刑事訴訟“掛案”專項清理。共排查出既不了結又不向前推進、久拖不決的“掛案”2687件，已督促結案1181件，讓長期“負罪”經營的企業(yè)放手發(fā)展。最高檢還向社會公開發(fā)布9個涉民營企業(yè)司法保護典型案例，與全國工商聯(lián)建立了日常溝通聯(lián)系機制。滬蘇浙皖檢察機關與司法行政機關出臺政策，允許處于社區(qū)矯正期的企業(yè)人員赴外地從事生產經營活動，我們要求各地借鑒。
新華網：對于職務犯罪案件，監(jiān)察機關和檢察機關的銜接、配合、制約落實得怎么樣？
王松苗：總體順暢。國家監(jiān)察體制改革全面推開后，最高檢黨組就明確提出，配合是政治要求，必須自覺落實到位；制約是法定責任，不落實就是失職。2018年，我們配合中央紀委國家監(jiān)委制定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工作銜接辦法、職務犯罪案件證據(jù)收集審查基本要求與案件材料移送清單，實現(xiàn)了平穩(wěn)對接。去年，最高檢又制發(fā)提前介入監(jiān)委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工作規(guī)定，明確遇有重大疑難復雜案件，檢察機關可以提前介入，并圍繞證據(jù)收集、事實認定、案件定性、法律適用等提出建議。目前，監(jiān)檢銜接逐步規(guī)范，互相配合順暢有序，互相制約行之有效。去年，檢察機關共受理各級監(jiān)委移送職務犯罪24234人，同比上升50.6%。已起訴18585人，同比上升89.6%；不起訴704人，對需要補充核實的退回補充調查7806人次，不起訴率、退回補充調查率同比分別增加1.1個和16.3個百分點。目前，國家監(jiān)委辦理的中管干部職務犯罪案件，最高檢件件提前介入。下一步，我們將進一步完善監(jiān)檢銜接工作機制，合力把反腐敗斗爭推向深入。
新華網：為落實“一號檢察建議”，檢察機關“沒完沒了”做了哪些工作？
王松苗：未成年人是祖國的未來，是民族的希望。長期以來，我們舉全國檢察機關之力保護“祖國的花朵”。2018年，最高檢就防治校園性侵向教育部發(fā)出“一號檢察建議”后，持續(xù)緊盯不放，“沒完沒了”督促落實。這一做法得到了教育部、公安部、國家衛(wèi)健委等相關部委，以及各級黨委政府的大力支持。去年，我們與河北、河南、陜西等地省領導一起加強檢查，共同督導落實學校安全管理；與相關部門共建教職工入職前查詢相關違法記錄、未成年人被侵害強制報告等制度，努力抓出最大成效。
對一些黑惡組織拉未成年人充當“炮灰”，為他們犯罪助力，性質惡劣的，最高檢專門發(fā)布檢察政策：凡拉攏、誘迫未成年人參與有組織犯罪，一律從嚴追訴、從重提出量刑建議。這也釋放出立體保護未成年人的信號！期待這樣的檢察政策能夠變成共同的法治自覺。
家國之未來，不在他人，全在今日之少年。而護佑少年的責任，不僅在檢察機關，更是在整個社會，需要各界共同把未成年人家庭保護、學校保護、社會保護、司法保護落實好，一起守護祖國的明天。
新華網：最高檢在去年的報告中莊嚴承諾群眾來信件件有回復，這一年落實得怎么樣？
王松苗：緊盯“告狀難”“申訴難”痛點問題，以百姓心為心，幫助群眾解決難題，是檢察機關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理念的必然要求，也是2019年全國兩會上最高檢作出的莊嚴承諾。一年來，最高檢要求全體檢察人員將心比心對待群眾信訪，件件回復“人手再緊也要做到，工作再難也要做好”。去年，全國檢察機關共收到群眾來信近50萬件（信訪共計97萬余件），能夠回復的都已在7日內作了程序性處理，告知申訴人“信收到了，誰在辦”，回復率100%；3個月內再將辦理過程或結果告知申訴人，答復率99.2%。許多信訪群眾說，這么多年向多個單位郵寄材料，第一次得到回復，感到很溫暖。也有群眾點贊說，這是用新時代“檢察速度”傳遞“檢察溫度”。因為百姓覺得“你用心在關注我的事”，就來了，所以去年檢察機關受理的首次信訪同比上升23.3%，而極端訪、敏感訪和信訪老戶則下降了。
件件回復不是關鍵，案結事了才有價值。為推動群眾反映問題的解決，我們采取了多項舉措：一是推動檢察長接訪。去年各級檢察長接待群眾來訪16135次。張軍檢察長12月在重慶調研時，就參與接訪了一起行政申訴案件，經過推心置腹釋法說理，申訴人當場表示：“我向您表態(tài)，案件到此為止”。二是創(chuàng)新“檢察開庭”。對1244件申訴多年的疑難案件，創(chuàng)新采取公開聽證的形式來辦理。最高檢帶頭舉辦了8場公開聽證會，邀請人大代表、政協(xié)委員、人民監(jiān)督員、社區(qū)代表等多方參與，擺事實、舉證據(jù)、釋法理，共同化解矛盾糾紛、促進息訴罷訪。三是開通聯(lián)網辦信。整合開通貫通四級檢察機關的12309中國檢察網“網上信訪”系統(tǒng)，實現(xiàn)群眾來信流轉、查詢、反饋“一網通辦”、全程提速，讓公平正義可感可信。四是今年3月份最高檢又組織開展信訪積案清理活動，全面清理重復信訪、長期信訪等重點信訪積案。我想，真正做人民的檢察院、人民的檢察官，就是要用“真情”、干“真事”，既要“件件有回復”，更要“事事有著落”。
新華網：檢察機關辦理的一系列正當防衛(wèi)案件讓“法不能向不法讓步”等觀念深入人心，也讓我們看到，檢察機關在依法辦案的同時，致力于引領社會法治意識的不斷養(yǎng)成。
王松苗：在依法辦案的同時，引領社會法治意識的養(yǎng)成，是檢察人義不容辭的責任。檢察機關不僅要做公平正義的守護者，更要努力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意識和法治進步的引領者。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正當防衛(wèi)。2018年，昆山反殺案引發(fā)全民“圍觀”,最高檢指導江蘇檢察機關提前介入，提出案件定性意見，支持公安機關撤案，并作為正當防衛(wèi)典型案例公開發(fā)布。去年，最高檢又先后指導地方檢察機關依法辦理福州趙宇案、淶源反殺案、邢臺董民剛案、杭州盛春平案、麗江唐雪案等系列正當防衛(wèi)案，讓正當防衛(wèi)“挺直了腰桿”，使“法不能向不法讓步”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，起到了昭彰正義、匡正風氣的實際效果。此外，針對一些個人或單位詆毀烈士形象等行為，江西、廣西等地檢察機關充分發(fā)揮公益訴訟檢察職能，對侵害方志敏、雷鋒等英烈權益行為提起民事公益訴訟48件，彰顯英烈形象不容褻瀆、英烈權益必須捍衛(wèi)！再如，“維護民警執(zhí)法安全就是維護國家法治尊嚴”，就是要通過檢察監(jiān)督，切實維護民警權益，讓人民警察保衛(wèi)人民有底氣、更硬氣！此外，最高檢圍繞社會廣泛關注的虛假訴訟、掃黑除惡、食品藥品安全等，發(fā)布了20批151個指導性案例、典型案例，既規(guī)范指導辦案，又以案釋法，增強全民法治觀念。
新華網：您在前面提到，今年的報告還專門分析了1999年至2019年20年間的刑事犯罪變化情況，這種大跨度的歷史縱向分析應該是第一次出現(xiàn)在最高檢的工作報告中，請問這背后有什么深意？
王松苗：應該說，兩會工作報告既是重要的司法文件，也是司法政策的風向標；既書寫一個時期法治的進步，又記錄著整個社會的變遷。正如您所講到的，今年的工作報告匠心獨運，集中分析了1999年至2019年20年間的刑事犯罪變化情況，附件中還制作了圖表，清晰反映了主要犯罪趨勢。這在歷史上是第一次。
新中國成立70年來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(chuàng)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(fā)展和社會長期穩(wěn)定“兩大奇跡”。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，人民群眾在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義、安全、環(huán)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長，注意力、關注點發(fā)生了變化。新時代不僅要解決物質“有沒有”的問題，還要解決發(fā)展“好不好”的問題。經濟社會形勢、人民群眾要求發(fā)生深刻變化，我國的刑事犯罪結構與犯罪態(tài)勢也發(fā)生了巨大變化。概括起來就是“有降有升”：20年間，我國的嚴重暴力犯罪及重刑率持續(xù)下降。1999年至2019年，檢察機關起訴嚴重暴力犯罪從16.2萬人降至6萬人，年均遞減4.8%；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比例從45.4%降至21.3%。與此同時，新類型犯罪明顯增多，“醉駕”取代盜竊成為刑事追訴第一犯罪，起訴擾亂市場秩序犯罪增長19.4倍，生產、銷售偽劣商品犯罪增長34.6倍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增長56.6倍?？缭?0年的數(shù)據(jù)對比，不僅能夠更直接反映刑事犯罪的整體走勢，也能夠更清晰折射出世情、國情、社情的動態(tài)變化，看出社會管理手段的不斷調整與豐富。
跨越歷史的分析是為了更好地預判未來的趨勢。20年來刑事犯罪變化數(shù)據(jù)顯示了什么規(guī)律？最高檢工作報告中給出了答案：嚴重暴力犯罪及重刑率下降，反映了社會治安形勢持續(xù)好轉，人民群眾收獲實實在在的安全感；新型危害經濟社會管理秩序犯罪上升，表明社會治理進入新階段，人民群眾對社會發(fā)展內涵有新的期待。
面對這些變化，司法機關必須以更高的站位，深刻把握刑事犯罪變化規(guī)律，從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(xiàn)代化水平的高度，變革理念和措施，做好檢察履職頂層設計。比如，因應刑事犯罪形勢變化，調整檢察官角色定位。以往，社會上更多認為檢察官就是捕、訴、打、嚴，實踐中也是抗輕多、抗重少。新時代，人民群眾要求我們懲治犯罪與保護無辜并重。根據(jù)新修訂的檢察官法要求，最高檢在各種場合反復強調，要把秉持客觀公正立場作為新時代履職的本質要求，堅決摒棄偏愛從重從嚴的傳統(tǒng)實踐，以事實為根據(jù)，以法律為準繩，既要做犯罪的追訴者，也要做無辜的保護者。
革新檢察理念。過去主要是通過嚴厲的刑罰懲治犯罪，追求高立案率、高羈押率、高起訴率、高判刑率。當前，在輕微刑事犯罪大幅攀升、占據(jù)比例不斷抬高的情況下，貫徹謙抑慎刑司法理念則尤顯重要，“少捕慎訴”亟待有效落實。去年，共對涉嫌犯罪但無需逮捕的決定不批捕113785人，對犯罪情節(jié)輕微、依法可不判處刑罰的決定不起訴144154人，對偵查、審判中不需要繼續(xù)羈押的建議取保候審75457人，較5年前分別上升32%、167%、279%。
推動刑事法治完善。改革開放40年來，刑事立法漸趨寬緩：死刑罪名經過刑法修正案（八）（九），減少了22個；簡易程序1996年入法，2012年又擴大適用范圍；速裁程序也于2018年正式入法。從強調“嚴打”到寬嚴相濟，從疑罪從“掛”到疑罪從無，司法實踐也在逐步調整適應。2018年10月刑訴法修改確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，讓刑事司法現(xiàn)代化找到了新的發(fā)力點。
20年來刑事犯罪變化背后的法治考量，連接著昨天、今天和明天，反映的是歷史的規(guī)律、時代的發(fā)展和人民的要求。我們希望，報告中給出的20年的數(shù)據(jù)變化，能夠為司法實踐、社會治理，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(jù)，也讓這份報告更有史料價值和服務功能。
新華網：最高檢為什么特別強調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？
王松苗：這跟您提的上一個問題相關聯(lián)。2018年10月刑訴法修改確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，就是因應經濟、社會、法治變化作出的立法調整，體現(xiàn)了刑事司法現(xiàn)代化的要求。被告人真心認罪，就會心悅誠服接受改造，有效減少重新犯罪?？梢哉f，這一制度有助于減少社會戾氣、化解矛盾糾紛、維護公平正義、促進社會和諧，本質上是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(xiàn)代化的一種訴訟模式。
在制度設計上，它要求檢察官充分履行主導責任，不僅要以在案事實、證據(jù)促進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、接受從寬處罰量刑建議，同時還要與律師交換意見、細致做好被害人工作。落實這一制度對檢察官辦案綜合能力要求大大提高，實踐中普遍存在不愿用、不善用問題，檢察官“壓力山大”。去年6月，檢察環(huán)節(jié)適用率只有38.4%。最高檢黨組提出，這項制度是明確的法律規(guī)定，就應該自覺去做、百分之百去落實，就得全力以赴向前推進！最高檢扎實部署，會同政法各單位制定指導意見，組織培訓、開展案例教學，督促指導各級檢察機關致力于擔負起指控證明犯罪的主導責任。到去年12月份，全國檢察機關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當月適用率已達83.1%，量刑建議采納率為79.8%，一審服判率96.2%，高出其他刑事案件10.9個百分點，有力促進了矛盾化解、社會和諧。
新華網：報告中提出行政檢察重在實現(xiàn)案結事了政和，我們注意到，最高檢在其他場合還提到民事檢察重在實現(xiàn)案結事了人和，這里面的區(qū)別在哪？
王松苗：這是最高檢黨組針對民事檢察和行政檢察工作提出的兩個新理念。無論是民事檢察的“人和”，還是行政檢察的“政和”，前提和基礎都還是“案結事了”。也就是說，檢察機關踐行新時代“楓橋經驗”，立足辦案參與社會治理，必須把化解矛盾糾紛落實到辦理民事檢察監(jiān)督、行政檢察監(jiān)督案件全過程，而不是“結案了事”。
“人和”與“政和”，這一字只差，也鮮明體現(xiàn)了民事檢察和行政檢察的不同性質。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提倡“和為貴”。就民事案件看，它處理的是作為平等主體的公民、法人、其他組織之間的糾紛，完全可以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，所以我們提出民事檢察最終要落實到案結事了人和上來。民事檢察的關鍵是努力做到精準監(jiān)督，即優(yōu)先選擇在司法理念方面有創(chuàng)新、進步、引領價值的典型案件，抗訴一件促進解決一個領域、一個地方、一個時期司法理念、政策、導向的問題，發(fā)揮對類案的指導作用。同時，對那些確有錯誤但不具有典型性的個案也不放任，以檢察建議方式促請法院糾正。這樣做，就是為了最大程度、最大范圍促進“人和”。
相比較而言，行政案件處理的是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與行政機關之間的關系。行政檢察“一手托兩家”，對合法的行政決定要維護其權威性；對違法的行政決定，有些要督促糾正，有些也可以和解互諒，最終在案結事了的基礎上達成于法不悖、于事有效的通達、和諧。目前檢察機關正在開展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專項監(jiān)督，主要針對一些行政訴訟反復糾纏是否符合起訴、立案條件，老在程序上“打轉轉”，不能案結事了的問題，通過促進和解、督促糾正違法、給予司法救助等方式化解行政爭議，從根子上解決矛盾糾紛，促進政治經濟社會安定發(fā)展。
新華網：檢察公益訴訟職責神圣，這項工作有什么新進展？
王松苗：公益訴訟檢察是黨和人民賦予的崇高政治責任和神圣職責使命，黨中央高度重視、人民群眾高度關注。去年以來，各級檢察機關堅定不移抓辦案、堅定不移抓規(guī)范、堅定不移強素質，全面提升公益訴訟檢察工作能力和水平，持續(xù)推動公益訴訟檢察工作平穩(wěn)、健康發(fā)展。共辦理民事公益訴訟7125件、行政公益訴訟119787件，同比分別上升62.2%和10.1%。這樣的“高歌猛進”是靠服務大局來牽引的。各級檢察機關圍繞黨和國家中心工作，持續(xù)服務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(zhàn)，服務長江大保護，深化黃河“清四亂”、“守護海洋”、“保障千家萬戶舌尖上的安全”等專項監(jiān)督，促進解決損害公共利益的突出問題。特別是疫情以來，我們以公益訴訟檢察精準助力疫情防控大局，共辦理涉口罩等防護物資監(jiān)管、醫(yī)療廢棄物處置、野生動物保護等領域公益訴訟案件2829件。
去年的報告就講到，樹立雙贏多贏共贏理念，把訴前實現(xiàn)維護公益目的作為最佳司法狀態(tài)。今年的報告繼續(xù)深化這些理念，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做到公益訴訟檢察與政府部門、公益組織同心而行同向用力，共同維護人民根本利益。實踐中，絕大多數(shù)問題不必訴至法庭，在訴前就得以解決，以最小司法投入獲得了最佳社會效果。去年發(fā)出的103076件訴前檢察建議，回復整改率87.5%。極少數(shù)檢察建議不能落實，必須提起訴訟的，則努力將案件辦成法治教育樣本，達到辦理一案、警示一片、教育社會面的效果。共提起公益訴訟4778件。
一些網友可能會有這樣的擔心：行政機關紙上回復整改，實踐中有沒有水分？的確，公益訴訟問題復雜、牽涉面廣，有的曠日持久，有的是發(fā)展中的問題，解決起來并沒那么簡單，所以最高檢又提出要持續(xù)跟進監(jiān)督。去年4月，最高檢組織開展公益訴訟“回頭看”專項活動，對2018年辦理的10萬余件訴前檢察建議落實情況逐案評查，發(fā)現(xiàn)行政機關逾期未回復、實際未整改、整改不徹底的8751件，跟進督促履職。目前持續(xù)跟進監(jiān)督已成為常態(tài)，我們要求把訴前程序、提起訴訟及判決執(zhí)行全流程“回頭看”作為“規(guī)定動作”，找準問題、精準施策、及時糾偏，把公益訴訟檢察工作做得更實更規(guī)范。
公益訴訟成績的取得，離不開各界的監(jiān)督與支持。去年，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取公益訴訟檢察工作報告并開展專題詢問，全國政協(xié)安排“協(xié)同推進公益訴訟檢察工作”協(xié)商座談會，還有11個省級人大常委會作出專項決定、15個省級人大常委會聽取專項報告。我們將把各方面的監(jiān)督、支持轉化為加強和改進工作的具體措施，努力向人民提供更優(yōu)質的公益訴訟檢察產品。
新華網：報告中提到拓展辦案范圍，如何理解“拓展”？我印象中有關新聞報道中使用的是“穩(wěn)妥、積極”拓展辦案范圍，今天報告中的表述是“積極、穩(wěn)妥”，請問這只是用詞順序的調整嗎？
王松苗：很顯然，從“穩(wěn)妥、積極”到“積極、穩(wěn)妥”，這不僅僅是簡單的用詞順序調整，背后更是辦案理念的轉變。公益訴訟的辦案領域范圍是法律明確規(guī)定的，主要是“4+1”領域：“4”指的是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和資源保護、食品藥品安全、國有財產保護、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4個領域，“1”指的是英烈權益保護領域。去年全國兩會上，不少代表委員指出，損害公益問題涉及面廣、危害大，希望檢察機關拓展工作范圍、加大工作力度。最高檢認真研究，提出“穩(wěn)妥、積極”的原則。也就是說，在“穩(wěn)妥”前提下做到“積極”，可以認為還是側重“4+1”。因為公益訴訟檢察作為一項全新職能，首先必須把法律明確賦權“4+1”領域的案件辦好、辦扎實，在此基礎上努力嘗試辦理問題突出的其他領域案件。如果不加約束地拓展，也容易導致“消化不良”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“拓展公益訴訟的辦案范圍”，說明公益訴訟司法實踐得到考驗與認可，也體現(xiàn)了人民群眾有新的更高需求。最高檢認真落實，將拓展辦案范圍的原則從“穩(wěn)妥、積極”調整為“積極、穩(wěn)妥”，意味著一要積極、二要穩(wěn)妥，拓展辦案范圍不能“等米下鍋”，坐等法律賦權，而是既要辦好“4+1”領域案件，還要以高度負責的精神，積極辦理群眾反映強烈的安全生產、婦女兒童權益保護、網絡侵害、扶貧、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等領域公益訴訟案件，為完善立法提供實踐依據(jù)。去年共立案辦理其他領域案件7950件。
新華網：報告中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：“案-件比”。我們都感覺這個概念很專業(yè)，能不能給我們詳細介紹一下這個概念？
王松苗：大部分網友可能對“案-件比”這個概念都感到很陌生，有必要給大家詳細解讀一下?！鞍?件比”是我們提出的一個全新概念，有人形象地稱之為“司法GDP”。但這個GDP不是過去只重辦案規(guī)模和辦案數(shù)量的GDP，而是重視辦案質量和效率的“綠色GDP”。所以，我們始終把它看作是一個檢察質效管理指標，是辦案質效的“晴雨表”。我試著用“四問四答”給網友們作個介紹。
為什么？辦案實踐中我們發(fā)現(xiàn)，有些案件，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辦了多次，甚至從基層辦到了“最高”，但很多方面都不滿意。為什么？因為一些辦案環(huán)節(jié)并沒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極致，沒有真正追求案結事了，只是滿足于“走程序”，在“自己手上不出問題、不被追責就行了”，至于質量和效果如何，“不是為一個人的事”。針對這些問題，最高檢經過慎重研究，提出了“案-件比”這個質效評價標準，主要目的是通過正確的辦案質效導向，引導司法人員努力通過自己的工作，減少人民群眾訴累，增強百姓司法獲得感。
是什么？這里的“案”，一是指當事人自行報案、自行起訴的案子，二是被公檢法立案、公訴、審判、執(zhí)行或監(jiān)督的案子。老百姓說“有個案子在公檢法那兒”，就是指這種“個案”“凈案”——對于他自身而言，就是這么一個案子，這么一件事兒。但這個“個案”到了公檢法那兒，每個訴訟環(huán)節(jié)，都要被統(tǒng)計成或表述成一個“案件”，才能依法進入下一個程序。這個統(tǒng)計出來的“件”數(shù)，實際上代表著不同的訴訟環(huán)節(jié)。不同環(huán)節(jié)形成的“件”數(shù)大于當事人自己感受到的“案子”，往往也是正常、合法的。比如，公安機關立案是一件，檢察機關起訴是一件，法院審判又是一件。一個案子，被不同的辦案環(huán)節(jié)統(tǒng)計成3件?！鞍?件比”可以表述為1：3。
問題是，一個案件在同一個訴訟環(huán)節(jié)也可能被統(tǒng)計成或者形成多個“件”數(shù)。比如，公安機關將1起案件提請檢察機關批準逮捕，檢察機關認為不構成犯罪而作出不逮捕決定，這是1件，“案-件比”是1：1。如果公安機關不同意檢察機關的不捕意見，提請復議，這就在訴訟環(huán)節(jié)增加了1件，“案-件比”變成1：2。如果檢察機關維持不捕決定，公安機關還不服，按程序向上級檢察院申請復核，上級檢察機關復核維持原決定，這又增加了1件，在檢察環(huán)節(jié)的“案-件比”就變成了1：3。如果上級檢察機關復核后，糾正下級院的不捕決定，公安機關在犯罪嫌疑人被批準逮捕后移送審查起訴，則“案-件比”變成了1：4。隨著訴訟環(huán)節(jié)的增多（僅在檢察機關就可以統(tǒng)計為16個環(huán)節(jié)），“案”和“件”這個比值中的分母還會增加。分母越大，司法資源付出就越多，司法人員就越辛苦，案件的質量就越有反復，案件的政治效果、社會效果、法律效果和當事人的感受可能就越差。比如，前面提到的不捕案件，如果在作出不捕決定時，就能夠確保事實清楚，說理充分，公安認可，那就不會有后面的復議復核，“案-件比”就是1：1，這就說明辦案質量高。反之，進入復議復核，就會給當事人帶來訴累，辦案質效就不能說高。因此，我們提出，在同一個司法環(huán)節(jié)，最好的“案-件比”就是1:1，即老百姓一個“案子”，進入某個檢察程序后一次性優(yōu)質辦結，這樣司法資源投入最少，當事人感受最好。
怎么算？如果把這個“件”看作是一個辦案環(huán)節(jié)、辦案程序，那我們所說的“案-件比”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比例關系，而是一種對比關系，是質效之比?，F(xiàn)階段“案-件比”的計算采用同時段概算法：用同一個時間段內受理的“案”數(shù)與“件”數(shù)相比較，得出對比關系。比如一時間段內刑事案件受案數(shù)為100件，正常辦案程序100件+50件本可不經歷的辦案環(huán)節(jié)（如“三退兩查”等16個環(huán)節(jié)）。該時間段內刑事檢察“案-件比”的對比為100：150，即1：1.5。
怎么辦？“案-件比”是一個指揮棒，重在引領化解矛盾、案結事了，而不是安于形式合法、程序空轉。舉個例子，過去的退回補充偵查提綱通常惜墨如金，寥寥幾個字，讓人如墜云霧。去年開始，最高檢特別強調補充偵查提綱要說明目的意圖、補偵方向和內容，讓偵查人員知道要干什么、怎么干，這樣就能減少很多二次退回補充偵查，從而有效降低“案-件比”。這就像“放管服”改革讓當事人只跑一趟那樣，努力做到當事人一“案”在一個程序內能一次辦結的，就不要辦成幾個“件”。
為此，我們在年初印發(fā)的《檢察機關案件質量主要評價指標》中，確立了51組87項評價指標，形成了以“案-件比”為核心指標的案件質量評價指標體系。要求各級檢察機關樹立“整體質量意識”，每一個辦案環(huán)節(jié)都要堅持最高質量標準，努力做到極致，下大力氣降低辦案中的“程序環(huán)節(jié)”，有效減少那些本不該有的“件”數(shù)，讓公平正義又好又快實現(xiàn)。
新華網：報告中提到“三個規(guī)定”，請問具體是什么？為什么以前有不實的“零報告”？
王松苗：“三個規(guī)定”是指在2015年發(fā)布的三個文件，分別是：中辦、國辦印發(fā)的《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、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、通報和責任追究規(guī)定》，中央政法委印發(fā)的《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(guī)定》，“兩高三部”聯(lián)合印發(fā)的《關于進一步規(guī)范司法人員與當事人、律師、特殊關系人、中介組織接觸交往行為的若干規(guī)定》?！叭齻€規(guī)定”要求，司法人員遇有干預、插手或過問具體案件處理的應全面、如實記錄，但一些檢察院一直是“零報告”，這不符合實際情況。究其原因，就是很多同志對“三個規(guī)定”的理解有偏差，思想上有顧慮，“自己沒幫上忙還去登記，不厚道”；一旦報告了，“萬一今后對方有事，豈不麻煩”，所以，“寧可少一事，不可多一事”……從近年查處的一些檢察人員違法違紀案件看，多有干預、插手具體案件的影子，這就表明很多“零報告”是不實的。
最高檢黨組在系統(tǒng)內巡視中發(fā)現(xiàn)這一問題后，要求從做到“兩個維護”的高度，把“三個規(guī)定”落細落實，不能讓“零報告”架空了好規(guī)定。去年8月，最高檢研究制定《關于建立過問或干預、插手檢察辦案等重大事項記錄報告制度的實施辦法》，明確“過問”是中性詞，“過問未必違規(guī)”，但“逢問必須記錄”。通過組織全員集中填報，常態(tài)化逐月填報，截至今年3月，共收到2018年以來報告有關事項18751件。最高檢還專門派出督察組對部分省份進行專項督察。一些填報較少的省份甚至被通報到“大檢察官微信群”。通過學習、動員，大家逐漸形成共識：人家來找我們，大多數(shù)是反映案件情況，是監(jiān)督公正司法，但確實也有說情、干預、插手的。不管哪種情況，都要登記上，這既是紀律要求，也是保護干警。如果不如實填報，一旦發(fā)現(xiàn)，就是違紀；如有徇私，更要嚴肅問責。這樣就比較符合實際，既體現(xiàn)嚴肅性，也做到人性化，既將插手、干預案件的“后門”堵死，又把群眾正常監(jiān)督反映的“大門”打開（12309中國檢察網）。最高檢將持續(xù)深化這項工作，形成長效機制，讓人民群眾相信：“問與不問都一樣，依法辦事最重要”，要讓檢察人員看到：“逢問必錄是鐵律，職業(yè)倫理要牢記”，最終形成“過問要報告，不過問是常態(tài)”的司法生態(tài)。
新華網：去年檢察人員因違紀違法被立案查處同比上升66.7%，這個比例應該說是比較大的，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？
王松苗：的確，去年有1290名檢察人員因違紀違法被立案查處，同比升幅也很大，其中追究刑事責任54人。這說明檢察人員違紀違法問題存量不少，增量上升也值得高度重視。在統(tǒng)計上，這里用的是全口徑，既包括利用檢察權違紀違法，也包括其他違紀違法，以體現(xiàn)從嚴要求：對檢察官日常生活與正常履職的違紀違法一樣嚴肅對待，對其他檢察人員與檢察官違紀違法一樣嚴肅處理。實踐中我們也是這么做的，毫不留情，該查就查。去年就對最高檢6人違紀違法作了披露。我們認為，公開透明對檢察機關自身建設大有好處。
查處違紀違法大幅上升，一方面，必須引起深刻反思，表明檢察機關全面從嚴治黨還任重道遠，檢察權監(jiān)督制約機制必須持續(xù)完善，毫不放松。另一方面，也要辯證地看，查處多總比有線索不查處要好，總比案件下降使原本存在的問題積累更嚴重要好。存量都挖出來了，增量自然就能得到遏制。最高檢黨組反復強調，查處數(shù)量上升未必是好事，但只要是主動履職、嚴抓嚴管，就應該肯定。比如，2018年遼寧凌源第三監(jiān)獄發(fā)生罪犯脫逃事件，6名監(jiān)獄干警被查處，最高檢要求自我追責。再比如，在孫小果案中，我們也主動對相關檢察人員追責問責。事實終將證明，這種嚴管就是對檢察人員最大的厚愛。
新華網：報告中關于尊重和保障律師權利的內容分量之重是少有的，這已經是最高檢報告連續(xù)兩年大篇幅闡述這個問題，有什么特殊的考慮嗎？
王松苗：感謝您對我們報告細致的分析比對。連續(xù)兩年在報告中大篇幅講這個問題，原因就在于理念上的轉變，在于工作上的重視。最高檢黨組反復強調這樣一個理念：律師不是我們的防范對象，而是我們的法律職業(yè)共同體，必須真誠尊重、真心支持！過去，總有檢察官認為，我們是公訴人，律師是辯護人，是天然的對手、對立面。這樣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。檢察官法規(guī)定，“檢察官必須忠實執(zhí)行憲法和法律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”。律師法規(guī)定，“律師應當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，維護法律正確實施，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”。由此可知，檢察官和律師雖然身份不同，但是目標一致，共同的價值追求和職責使命都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。
因此，我們提出必須尊重和保障律師的執(zhí)業(yè)權利，重視發(fā)揮律師的作用。去年，最高檢組織開展專項監(jiān)督活動，糾正執(zhí)法司法機關阻礙律師行使訴訟權利734件。同時要求各級檢察機關設置專門的律師通道和會談室，為律師會見、調查取證提供便利和服務。最高檢還走訪全國律協(xié)，推動建立省級檢律會商機制。檢察機關組織申訴案件公開聽證時，也普遍邀請律師參與。實踐證明，良好的檢律關系很好地促進了我們工作。比如，北京市律協(xié)選派168名律師輪駐最高檢參與接訪1622件，88%以上的來訪群眾接受律師建議，既滿足了人民群眾的法律需求，也幫助檢察機關客觀公正司法。
新華網：疫情發(fā)生后，最高檢會同衛(wèi)健委等部門聯(lián)合印發(fā)保障醫(yī)務人員安全維護良好醫(yī)療秩序的通知，有力保護“最美逆行者”。請問在維護醫(yī)務人員合法權益方面，最高檢還做了哪些工作？
王松苗：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，廣大醫(yī)護人員不顧自身安危，白衣執(zhí)甲，勇敢逆行，為我們守護生與死的那道防線，讓我們看到了人間大愛，也讓我們對醫(yī)護職業(yè)更加崇敬。依法保護醫(yī)護人員人身安全、維護良好醫(yī)療秩序，是檢察機關義不容辭的責任。我們在報告中以專門的篇幅闡述了“持續(xù)推動平安醫(yī)院建設”。早在2015年，最高檢就與衛(wèi)生行政部門等11家單位聯(lián)合會簽《關于深入開展創(chuàng)建“平安醫(yī)院”活動依法維護醫(yī)療秩序的意見》。對于重大涉醫(yī)犯罪，檢察機關堅持掛牌督辦，啟動快速反應機制，提前介入偵查、引導偵查取證，依法快訴，確保高質高效。比如，民航總醫(yī)院殺醫(yī)案發(fā)生后，北京檢察機關僅用兩天就批準逮捕（2019年12月26日公安機關提請審查逮捕，12月27日檢察機關批準逮捕），僅用5天就依法提起公訴（2019年12月30日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，2020年1月3日檢察機關提起公訴）。
從我們的辦案數(shù)據(jù)看，暴力傷醫(yī)、聚眾擾醫(yī)等案件已經實現(xiàn)連續(xù)兩年大幅度下降，2018年同比下降29%，2019年又同比下降48.9%。這說明黨和國家重視醫(yī)療體制改革，人民群眾對破壞醫(yī)療秩序高度關注，醫(yī)療管理部門、司法機關攜手維護秩序，綜合治理成效明顯。但民航總醫(yī)院發(fā)生的殺醫(yī)案和其他暴力傷醫(yī)案引發(fā)全民關注，疫情中也發(fā)生了一些“挾病傷醫(yī)”的違法犯罪行為。這說明有些深層次問題的解決還有一個過程。對此，我們認為，無論什么原因，暴力殺醫(yī)傷醫(yī)，法律決不容情，堅決從嚴打擊。依法保護醫(yī)生的身體健康、生命安全，檢察責無旁貸。
新華網：一直以來，最高檢都非常重視接受人民監(jiān)督，能不能請您介紹一下這方面的做法？
王松苗：作為憲法規(guī)定的國家法律監(jiān)督機關，最高檢黨組始終強調，打鐵必須自身硬，監(jiān)督者更要接受監(jiān)督。我們是人民的檢察院，必須對人民負責，必須更加自覺接受人民監(jiān)督。這個要求是無條件的、全方位的。過去一年，我們在原來工作基礎上，更加自覺接受各方面監(jiān)督、聽取各方面意見，也贏得了更多關心和支持。關于檢察機關接受監(jiān)督制約的情況，報告中已經作了全面介紹。這里，我擇要講一些亮點。比如，在接受人大監(jiān)督方面，我們全面梳理全國人大代表審議報告、視察座談提出的5836條意見建議，在日常工作中一一整改落實。認真辦理代表提出的書面建議150件。今年最高檢專門開展了“再答復”工作，梳理出2017到2019年間收到的需要長時間解決的問題，對36件有新進展的往年建議跟進反饋。比如，在接受民主監(jiān)督方面，我們延續(xù)去年做法，主動走訪各民主黨派中央，面對面通報重點工作、征求意見建議68條。比如，在接受社會監(jiān)督方面，除了常態(tài)化開展檢察開放日，去年8月還采取網上自愿報名的方式，邀請社會各界人士走進檢察機關，短短五天就有23500多人報名，最終隨機選定230多位人民群眾的代表走進最高檢。
我們堅持更主動、更真誠、更走心地加強代表委員聯(lián)絡，讓代表委員更好了解檢察機關、更有力監(jiān)督檢察工作。共邀請全國人大代表政協(xié)委員536人次參加檢察活動，視察檢察工作。密切與代表委員的日常聯(lián)系，及時向代表委員通報檢察工作情況，充分運用信息技術和各類新媒體資源，搭建與人大代表之間的“零距離”、“點對點”交流平臺。需要特別介紹的是，去年最高檢還完善人民監(jiān)督員制度，專門印發(fā)《人民檢察院辦案活動接受人民監(jiān)督員監(jiān)督的規(guī)定》，將全部檢察業(yè)務納入監(jiān)督范圍，第一次實現(xiàn)了人民監(jiān)督員監(jiān)督全覆蓋。
新華網：去年兩會上，一些代表委員關注到最高檢工作報告中的“代表委員檢察印跡”二維碼，認為它既可以連線十位廳長，聽取十大業(yè)務的職能介紹，也可以查看代表委員的履職建議和檢察機關的建議回復。請問今年這個二維碼平臺是不是也有不少值得期待的“彩蛋”呢？
王松苗：今年，我們對二維碼平臺進行了全面改版，設置了“檢察印跡”“履職建言”“履職助手”“代表團履職”“兩會速遞”“兩會記事本”等多個版塊，豐富了平臺內容和功能。代表委員掃碼后，可以通過人臉識別或“姓名+代表委員證號”登錄。進入平臺后，首先是一張“十大業(yè)務站點”地圖，代表委員任意選擇一個檢察廳站，張軍檢察長會通過動漫形式陪同代表委員乘坐2020“檢察號”視察。
二維碼平臺為每一名代表委員制作了個人首頁，可以從這里進入每個功能模塊。其中，“檢察印跡”記錄了代表委員2019年參與檢察機關的22400多次活動，并通過一張張難忘的圖片記錄與檢察同行的點點滴滴和監(jiān)督檢察工作的精彩瞬間。人大代表點擊進入“代表團履職”欄目，各代表整體的檢察印跡、建言類別、建言高頻詞一目了然，展現(xiàn)形式也更加多元。今年新開發(fā)的“兩會記事本”，既方便代表委員在手機上查看兩會議程，又為代表委員提供了記事功能，努力做到是既實用又貼心。
“履職建言”版塊是我們今年主打經營的版塊。過去一年，代表委員審議最高檢工作報告，參加檢察開放日活動、座談、視察等各項活動過程中共對檢察工作提出了7241條意見建議。這些意見建議是代表人民群眾對檢察工作提出的要求，也是囑托和鞭策。我們對其中3951條表述具體針對性強且有進展的意見建議逐條回復，形成了我們的“檢察答卷”。
今年的二維碼還有一個定位的變化。去年這個平臺是代表委員履職的記錄者，今年我們希望能夠成為代表委員履職的小助手。我們開發(fā)了“履職助手”版塊，里面匯集了最高檢和各省級檢察院的工作報告、檢察工作看點、檢察業(yè)務政策法規(guī)和指導性案例典型案例等，為代表委員更加深入地了解和監(jiān)督檢察工作儲備了豐富的履職資源庫。
說到“彩蛋”，那就是今年平臺每日更新的“兩會速遞”欄目。今年兩會相關新聞報道和代表委員提出的建言，我們會第一時間收集、整理，通過“兩會速遞”進行呈現(xiàn)，方便代表委員掌握兩會期間的檢察動態(tài)。但愿大家能夠喜歡我們的這次改版。
再次感謝新華網和廣大網友！
